吳濁流是吳建田先生的筆名，吳建田先生在關西執鞭教學四年，前兩年在關西公學校，後兩年在關西公學校馬武督分部，「先生」在日文是指「老師」的意思。像我們出生在日據時期
(1930s年代前後) 的關西人，都習慣以吳建田先生稱呼他。吳建田先生38歲時 (1937)，出任關西公學校主席訓導，但，我進關西公學校讀一年級那年
(1939)，時任主席訓導的他，因為對青年教育訓練的問題與校長理念不合，而被調到關西公學校馬武督分部，當分部主任。
兩年後 (1941)，因為在新埔公學校的運動會場，看見新竹郡視學(督學)，當眾凌辱台灣籍的教員，使疾惡如仇的吳建田先生，當場與視學理論抗議，為那些被羞辱的教員打抱不平；事後過些日子，吳建田先生萌生換環境的念頭，決定辭去馬武督分部主任一職，結束其二十一年的教員生涯。 隔年
(1941)， 吳建田先生決定前往中國大陸南京，任南京大陸新聞報記者。 吳建田先生在南京當記者一年多，就覺得不習慣而辭去工作，1942年3月回到台灣來。回台後任職米穀納入協會，翌年起稿 [胡太明]，任台灣新聞報記者。
吳建田先生在關西公學校 (包括武督分部任)，任教四年，我始終無緣當其學生，至今仍然覺得很可惜；記得，吳建田先生的長子吳萬鑫，還是我們關西公學校一年級時的同班同學，但，開學後不久，吳建田先生調職到武督分部，他就轉學到別的學校去了。 其實，我從小就聽過不少有關吳建田先生的事，因為吳建田先生跟我們家人，或跟我們羅家的上輩人，有不錯的交情，也有頗多的互動。 雖然，我不是研究吳濁流著作的學者，我所以寫這篇文章，是因為明新科大的范明煥先生，有一次聽我談及吳濁流與前台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的師友關係，乃至他們與龍瑛宗、呂赫若的關係後，曾吩咐我把這段故事儘量寫出來，好讓吳濁流著作研究學者之參考。我也希望，我對吳濁流先生與工藤好美教授的一點點資訊或認識，或有拋磚引玉的效果。 這是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。
老實說，我有機會親自拜見吳老先生，是民國五十年以後的事，隨後一直到五十六年間，我曾拜見過吳老先生五、六次；那時候，吳老先生住在台北新生南路一段，身體魁梧，但清瘦一點，看來精神還好，很忙的樣子。民國五十三年四月，吳濁流先生創刊
[台灣文藝] 時，家父也是幾位特別贊助人之一。 那時候，吳老先生偶而會到我們公司的台北貿易事務所，來聊聊天，談一談家常事，關心一下茶葉生意，問一問關西老朋友的情況，或者要我傳話給家父。 在那年代，我正在負責公司的貿易事務，工作量很重也很忙，始終沒有能夠把握時間，向這位大作家多談多請教，現在回想起來，覺得非常可惜；其實，那時候，我對吳老著作的認識也不夠深，而且要顧好公司業務，就夠我忙得精疲力竭，實在沒有餘力去關心，本身業務以外事情。
話說回來，吳建田先生在關西公學校教書的時候，是我二哥的老師，家父又是當時關西公學校的家長會長。 吳建田先生與家父都是日本明治時代出生的，兩者相差五歲而已，吳先生生於民前12年 (1900)，家父則民前7 年 (1905)出生，他們對漢詩都有非常濃厚的興趣，他們都從二十幾歲開始參加詩社，學習做漢文詩。吳建田先生是台北師範的高材生，38歲時來關西任教，家父是台中一中的畢業生，當年33歲，不僅擔任羅家當家企業的重要職務，也是關西詩社「陶社」的主要幹部，因此，他們之間有很多共同的話題，也有很多互動的機會。 從下列兩三首詩，可以了解他們交情之一斑。
「別關西」 此地執鞭已四年 關西風景契詩緣
錦山溪水松山月 別後依然夢寐牽
「遊關西寄南溪 」南溪為家父羅享彩之筆名
隱隱青山春上粧 關西好景夜來香
重逢酒肆美人伴 醉把他鄉作故鄉
「訪南溪 」
放浪形骸旅興賒 讀君新句感尤加
數篇彩筆江南賦 一片浮雲嶺外霞
話到投機茶當酒 歸來縱飲夢如花
天低古樹平原裏 鳥嘴山前月弄紗
有一次，名作家亮軒與張曉風，到我們公司的文化館來參訪時，看到吳濁流先生的「訪南溪 」那首詩，認為吳濁流的詩作得太好了，說他回台北後要買一本吳濁流的詩集來研究。 由此可見，吳濁流的詩作功力相當好；我想，如果有很好的翻譯家，把吳濁流詩作好好地翻譯成各國語言的話，吳濁流的詩，一定也會跟他的小說一樣，受到國際文壇的重視。
吳濁流先生，在民國五十年代起，對漢詩的革新，有很多的建言，他也常常會鼓勵年輕人學作漢詩，說正確一點，就是客語漢文詩。 然而，對像我們這一代
(民國二十年代生) 的人而言，作漢文詩簡直是奢望；因為詩是有感而發的心聲，要用自己的母語，或用自己最拿手的文字，才能真正表達出來的東西。
像我們這一代的人，有很多祖孫三代，是講不同國語的家庭；祖父曾是清朝人，父親是日據時代出生的日本人，本身也是由日本人變為中華民國人的，兒子是中華民國人，孫子將來的國籍也有可能改變。 我們這一輩的人，多半在學校正式學過日文、中文、英文甚至法文，就是不曾在學校學過自己的母語「客家話」，那時候，也沒有地方可以學客家話。 因此，要我們用母語寫有押韻、有平仄音律規則的詩，委實非常困難。 吳濁流先生，為鼓勵我們年輕人學作漢文詩，甚至建議大家，[初學時不必太介意韻律，只要用字要淺一點，意境要高一點，要作人人會作的詩，要做人人看得懂的詩；也就是說，一首好詩，唸起來順口流暢，意境高就是好詩]，吳濁流先生這段話，給人印象很深，記憶猶新。
就我所知，吳濁流先生在關西的四年教員生活， 對其後來的人生觀，乃至對其後來的生涯規劃，影響非常之大。 我的看法如下；
(1) 吳濁流先生，37歲到關西任教前一年開始(1936)寫文章和論文，分別前後發表於「台灣新文學」，或新竹州教育課論文集。 此時，吳濁流先生的文思旺盛，思想更加成熟，也開始認真生涯規劃。大家都知道，1930s年代是台灣經濟、社會、文化發展的高潮期。 例如，1935年，台灣總督府辦台灣博覽會，向國際社會顯示台灣的進步；例如，1937年時，在他任教職的關西小鎮，人口不及三萬人，且有三十家製茶廠生產紅茶，銷售到世界各地，包括倫敦、鹿特丹、哥本哈根等地。 那時候，台灣人已經可以自由來往日本、中國大陸各地，去升學或做生意了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吳濁流先生的文思和思想，一定是非常澎湃的時期。
(2)
吳濁流先生在關西任教時，正巧透過台灣紅茶公司和羅家的闗係，遇到其文學生涯的貴人，那就是，認識了任教於台北帝國大學文學部的工藤好美教授。吳濁流先生在「亞細亞的孤兒」這部小說的自序中說；「最後，關於本書的出版，十年如一日鼓勵筆者的工藤好美教授的精神上的支持，每一次回想，我都不禁熱淚盈眶，同時對於先生的愛好文學精神肅然起敬，在此謹致謝忱。」 由此可見，吳濁流先生與工藤好美教授的終生亦師亦友之關係，是如何的虔誠而珍貴。
(3)
關西羅家與工藤好美教授，大約在1937年時開始認識，當年，羅家經營的幾家茶廠，為了想成立茶葉外銷公司，需要英文人才，曾去函向台北帝國大學徵求支援，希望台北帝大能為羅家推薦一位英文秘書。因此，當時任教於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(英國文學史)的工藤好美副教授，為羅家新成立的「台灣紅茶株式會社」，介紹了一位萬華籍的台北帝大第七屆畢業生顏木生先生。 工藤好美教授，並且同意其親妹妹工藤八重子小姐，任職於台灣紅茶株式會社的貿易事務所，擔任為期兩年的文書工作，包括日英文的打字工作。工藤好美教授，比家父年長七歲，是一位非常慈祥的學者，彬彬有禮，講話很理性而有邏輯，平時很喜歡打乒乓球運動。
(4)
工藤好美教授，自認識家父與羅家上輩人後，每年暑假，總會跟其家人一起來關西一趟，到羅家赤柯山茶工場避暑，打一打乒乓球，參觀一下羅家自營的百多公頃茶園。
1940年 3月 25日，日本1938年度全國桌球錦標賽冠軍得主今
孝先生，應邀來台表演時，經工藤好美教授的好意，從中斡旋請到了，全日桌球錦標賽冠軍得主今 孝先生，也來到關西在公會堂，舉行一場表演賽，日語說「模範試合」。 原來，工藤好美教授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，學生時代是桌球部的健將，而今 孝先生也是早稻田大學桌球部出身。由此可見，工藤好美教授，處事待人之道，心胸寬闊，不會歧視台灣人。工藤好美教授就是如此好心腸的人。
(5)
據說，當年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的桌球部部長是杜聰明博士，文學院的部長是由工藤好美教授擔任。 因此，他們之間互動良好，也保持良好的友誼關係。 杜聰明博士的長女杜淑純，也是工藤好美教授的學生，是台北帝大文學院的第一位女學生。杜淑純女士回憶說，工藤好美教授曾對她說，[
你了解多種語言，又是台灣人，除了學英國文學以外，還要做文化大使，做國際的文化橋樑，要注重台灣文化特色，有發揮鄉土文化給大家看的任務 ]。 由此可見，工藤好美教授是一位相當關心台灣事物的日本人學者。
(6)
在此容我節錄一段呂碧霞女士的口述歷史；「師生結緣 五十年往事成趣談，從公學校畢業後，進入靜修女中就讀，我從小愛打乒乓，是學校乒乓球校隊的成員，常常在課餘去打球，和文政學部文學科外文系教授工藤好美，因此而結識。畢業後，他問我要不要來台北帝大工作，工藤教授介紹我到政學科中村哲教授的研究室工作，為中村哲及中井淳兩位先生，整理書籍的分類卡片、管理圖書，有時也幫忙整理辦公室，職稱是打字員，工作內容實與助理類似。中井先生是法律哲學講座教授，已過世多年，而中村先生是憲法講座教授，戰後返日，被選為參議院議員」。由此觀之，工藤教授的人際關係是相當好。
(7)
吳濁流先生自1938年於關西，認識了工藤好美教授，兩三年後，因與日籍教員理念不同，乃至自己生涯規劃等原因，辭去教學生涯，於1941年初，前往中國大陸，任新聞記者。 次年三月辭職回台，入米穀納入協會，擔任苗栗出張所主任。這一段時期，吳濁流先生在思想上，以及生活經歷上，變化最多的時期。 例如，第一次到中國大陸、第一次當記者、第一次與中國人面對面的接觸、第一次從外國看台灣，而吳濁流與工藤好美的認識，毫無疑問地為吳濁流開了一扇知性的大門。其實，工藤好美教授，對有志於文學的台灣青年作家給與蠻多的鼓勵和指導。在這個時期，工藤教授曾為吳濁流先生介紹史坦貝克的「憤怒的葡萄」(The
Grapes of Wrath)，1939年出版之小說，1941年獲得普立茲小說獎，196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)。工藤教授在1941年前後，就介紹當時最好的小說給吳濁流，可見其用心和為人的一斑。
(8)
龍瑛宗在其隨筆中，對工藤好美有這樣的描述；[來了台北以後，遇到了良師。那個人就是台北帝大的英文學老師工藤好美先生。也是吳濁流、張文環、呂赫若的良師，他不但為我們講解了浪漫主義、寫實主義的文學理論，並且為我列記，應讀的世界文學作品，記得第一篇是荷馬的「奧德賽」。當時我沒有這本書，工藤先生還介紹他的高材生台北帝大的畢業生林龍標兄給我，從他的書房裡借過來。我還記得，工藤先生為濁流兄介紹史坦貝克的「憤怒的葡萄」，所以提到工藤先生，生前的他還念念不忘哩]。
(9)
楊逵與《台灣新文學》—一個老作家的回憶中，也提到「我是初中畢業的作家，雖然，台北帝大教授工藤好美先生，教我很多文學上的常識；譬之，你要讀西洋文學，一定先理解，聖經和希臘神話，如果， 你讀東洋作品，你最好讀一讀佛教之書本。」
(10)
其實，自1942-1944年間，吳濁流、龍瑛宗、呂赫若、張文環等人，每月十五夜，常聚集在川端町新店溪邊的工藤教授宅，聆聽教授講解近代文學，一直到工藤教授1944年間回日本為止。吳濁流先生有一首詩寫道，[ …十分秋色團圓夜、新店溪頭憶故人]。
(11)
呂赫若，1914年出生於臺中縣豐原鎮的潭子，原名呂石堆，就讀臺中師範時期，勤於閱讀社會主義的書籍，故取「赫若」為筆名，有人認為其中即隱含紅色的左傾思想。1934年，師範畢業後，曾任教於新竹峨眉國校，1935年以日文短篇創作小說〈牛車〉獲得東京重要刊物《文學評論》登載。留學日本兩年之後，於1942年5月返回臺灣。而1940年初期的臺北正是生氣蓬勃的時候，他一回來即加入了臺灣人張文環主編的《臺灣文學》陣營，和日本人西川滿主編的《文藝臺灣》形成競爭的態勢，前者本土化性質較重，後者則傾向皇民化運動。
(12)
至於，我所認識的工藤好美教授:(1889-1992)
享年九十四歲，日本大分縣人。1924年，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；1928年，任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副教授；1930-1931年，被派往英國留學英國牛津大學一年；1944年，回日本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日本放棄台灣。1948年，任名古屋大學文學部教授；1952年任神戶大學文理學部教授；1957年，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；1961年退休，任青山學院大學教授；1966年，任東北大學文學部教授，1969年任東海大學教授。；1974年，退休。
(13)
工藤好美教授的主要著作甚多，包括對英美文學作家的個別介紹，有系統的整套翻譯其作品(與淀川郁子共訳)。尤其是，工藤好美教授的 [文学論] [英文学研究] [文学概論]，都被認為是文科大學生的聖經，屬於必讀的幾本書。
(14)
工藤好美教授的妹婿，是名畫家立石鐵臣，他是日治時期《民俗台灣》雜誌的靈魂人物之一，也是「台陽畫會」發起人中唯一的日籍會員。當年，由台北帝大教授金關丈夫為主的《民俗台灣》，與西川滿所出版的《文藝臺灣》，在經營理念上相異相左。 前者認為日本政府必須，尊重台灣人的民俗習慣和信仰，才能得到台灣人的信賴與合作；後者則認為，把台灣皇民化才是根本之道。張文環等人支持的《臺灣文學》，與《民俗台灣》的理念校接近，也是工藤好美教授所支持的想法。立石鐵臣除了在《民俗台灣》發表大量的「民俗圖繪」外，還繪製兩本冊頁《台灣畫冊》，充滿表現他對台灣的熱愛。他所留下的熱愛台灣風土的繪畫創作，無疑是台灣美術史上值得珍惜的一頁。
(15)
民國五十六年間，工藤好美教授，自遊歐歸聝途中，路過台北作短暫的停留和會友，我曾陪家父前往其所住的旅館拜訪，並參加歡迎工藤好美教授的午餐會。我們在旅館的訪問時間，只有短暫的十來分鐘，工藤教授那短暫的時間中，不忘提醒我們說，[
我走過很多國家，看過很多地方的社會形態，但，從來沒有看過像你們關西羅家那樣的社區，同一姓氏的家族，住在同一地區，而且有共同所有的土地，經營共同的事業。這是非常難得而珍貴的資產，你們要好好地維持下去才好
]，語重心長，他對我們羅家的懷念和關懷，令人感動不已。 那天的午餐會，開席十桌左右，當天的after
dinner speech的講題是 “東方人的含蘊 (ambiguity)”，他說，那是東方人的優點，也是缺點，問題在於你自己如何拿捏分寸了。
(16)
總而言之，工藤好美教授是公認的好人、好教授，人品好、學問也好，而且是非常虛心的人，他常以profound
ignorance (深感無知) 來警惕自己和學生。 我最好奇的是，如吳濁流、龍瑛宗、呂赫若、張文環等，台灣早期作家們，受工藤好美教授的影響，到底有多大。
羅慶士 撰 2010.11.26
